两年后的1986年，杨国强就坐上了包工头的位置，身边也聚拢了四、五十号农民工。毕业后，不愿过循规蹈矩、一眼能看到尽头的生活的他不想成为一个按时上下班敲代码的程序员，工作中的“参与感”对他来说很重要，这决定了他无法在一家稳定的大企业安安静静地做一颗螺丝钉，按照等级指示去做事。